从 《Wired UK》到《The Register》，多家媒体报导均指出深圳正考虑提高每月最低工资，从1,500人民币增加到1,700人民币，以今天的汇率计算，大约是从每月236 美元调高到每月267美元。但深圳市的基本工资才在今年初由每月1,320元调涨至1,500元，涨幅13.6%，使其成为中国基本工资最高的城市。因此，这项新的提议已经在跨国高科技公司之间造成恐慌了。

这一类的新闻对于主张以低成本制造为 竞争基础的厂商带来了诸多压力。对于大量生产、低利润与价格敏感的消费性电子产品以及一窝蜂抢进中国以削减成本的制造商而言，当地薪资持续上扬已迫使他们重新思考可自行吸收的成本，以及哪些成本将转嫁给消费者。事实上，这种情形不只发生在中国。就在几个星期前，我曾经写过有关泰国部份省份计划调高基本工资而可能对跨国公司带来不确定性的冲击。

我很清楚劳动力成本和最终价格之间的关系，但不明白为什么高科技供应链中会有人对这样的消息感到震惊。随着开发中国家的经济快速成长，很自然地，当地的工人们需要更高的收 入，才跟得上都市化地区上涨的物价与成本。在工厂工作的劳工就跟你我一样也会想要拥有更高品质的生活，他们也会追逐薪资条件更好的工作机会。

更不用说还有一些所谓的“廉价劳工”，包括远从乡村搭车到都市工作或住在工厂附近宿舍的妇女，她们和同样一起工作的男性同事常常遭受“同工不同酬”的待遇。

我认为，对于一些电子公司来说，对于最低工资的讨论并不会有答案。为了维持竞争力，以及保有训练有素的劳动力，跨国公司在全球各主要的高科技中心都已经付出远高于最低工资的代价了。当然，这些地区的劳动力比起跨国公司在西方世界所能取得的劳动力成本更低得多，但员工的薪资并不是当地薪资最低的。我希望的确是这样。

而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或许现在是高科技公司正视其总持有成本实际运作的时候了。企业并不能真的以为在前进开发中国家后仍长期维持一定水平，要求减税与企业奖励政策、只想支付工人低工资(想想你自己上一次每个月仅有236美元过活时…)，一旦当地政府赞助中止或工人要求每月加薪30美元时，你就结束厂房，然后搬迁到邻近较低成本的地区。

当然，就算因为成本提高而离开中国或泰国，也还有许多其它地方等着赢得你的外包业务。但试想等到那些新的“低成本的国家”变得较具竞争力与成熟时，难道不会发展出相同的模式吗？

当低成本地区转型为更加成熟的市场，消费者拥有更多可支配的收入时，难道你无法从中开创出其它价值吗？当一个家庭中每月收入增加一些，能够为孩子们提供更好的教育，也有能力购买基本需求以外的东西时，你认为中国和泰国等地又会发生什么变化呢？难道企业不在乎其中的潜在商机吗？